歷經長時段考古挖掘，經過幾代考古工作者的整理、編纂與修改，集結而成的《襄汾陶寺——1978—1985年發(fā)掘報告》于12日正式出版，備受考古界關注。

山西陶寺考古文化進展 專家稱遺址應系“堯都”

當日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局等聯(lián)合主辦的“陶寺遺址與陶寺文化”暨《襄汾陶寺——1978—1985年發(fā)掘報告》出版研討會在北京舉行。專家和學者認為，陶寺遺址與文獻記載的堯都有相當高的契合度，陶寺遺址及陶寺文化，從物質文明、精神文明到制度文明，是生生不息的中華文明核心的主要源頭之一。

陶寺遺址位于山西南部臨汾市襄汾縣城東北約7公里的陶寺鎮(zhèn)，遺址面積300萬平方米以上。1978年至1985年，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原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，對陶寺遺址做了大規(guī)模發(fā)掘，獲得陶器、石器、禮樂器、裝飾品等數(shù)量繁多的精美文物，揭開陶寺遺址的神秘面紗。特別是紅銅鑄造銅鈴與類似文字符號的發(fā)現(xiàn)，引起海內外關注，也為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禮制研究，提供了珍貴的重要材料。

1999年開始，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、臨汾市文物局合作，對陶寺遺址開始了新一輪考古發(fā)掘與研究工作。2002年起，陶寺遺址考古工作被納入國家科技支撐項目“中華文明探源工程”。

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、山西隊領隊何駑說，經過37年來兩大階段的陶寺遺址考古發(fā)掘，已經能夠提出一條比較完整的系列證據鏈，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、地理位置、都城內涵、規(guī)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，均與文獻記載的堯都有相當高的契合度。社科院副院長李培林說，陶寺遺址的一系列新發(fā)現(xiàn)證明，黃河中游地區(qū)在堯時期業(yè)已進入早期文明社會，是生生不息的中華文明核心的主要源頭之一。

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指出，陶寺遺址是中原地區(qū)最早進入王國階段的代表性遺址。但他同時認為，還有很多問題，比如陶寺文化的源頭、滅亡的原因等，尚待進一步研究。

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長白云翔說，根據文獻提供的線索和現(xiàn)階段考古成果，絕大多數(shù)專家認為，陶寺遺址是目前所發(fā)現(xiàn)的最早的國都。

“陶寺遺址的發(fā)掘是中國考古學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發(fā)展歷程的一個縮影和里程碑，為中原地區(qū)文明進程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支點?！敝袊缈圃嚎脊潘L王巍說。

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介紹，下一步，在做好研究的基礎上，還需要不斷完善遺址保護展示研究功能，并且探索帶動當?shù)亟洕幕睒s，讓更多人分享到考古成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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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經長時段考古挖掘，經過幾代考古工作者的整理、編纂與修改，集結而成的《襄汾陶寺——1978—1985年發(fā)掘報告》于12月12日正式出版，備受考古界關注。 12月12日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舉辦的“陶寺遺址與陶寺文化”研討會上，報告主編、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高煒介紹，《襄汾陶寺》是由多位考古學家參與編寫，通過15個專題對陶寺遺址考古資料做了科技檢測分析，代表了中國史前考古與現(xiàn)代科技手段聯(lián)合攻關的學術范式。陶寺遺址位于山西南部臨汾市襄汾縣城東北約7公里的陶寺鎮(zhèn)，遺址面積300萬平方米以上。1978年至1985年，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原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，對陶寺遺址做了大規(guī)模發(fā)掘，獲得陶器、石器、禮樂器、裝飾品等數(shù)量繁多的精美文物，揭開陶寺遺址的神秘面紗。特別是紅銅鑄造銅鈴與類似文字符號的發(fā)現(xiàn)，引起海內外關注，也為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禮制研究，提供了珍貴的重要材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