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本質上看，這是一起可以避免的安全事故。設若，沒有這次事故會當如何？這位年輕人，會像他之前的同門或者其他許多研究生一樣，在我們的關注之外，繼續(xù)默默 地承受著“剝削”。當他們最終走向社會時，年輕的心靈也許會輕易忘卻這段晦暗；或者，將其處置為人生必經的磨礪，而封存起來。但是，創(chuàng)傷會因為忘卻就不存在嗎？

據報道，有學生稱受害者的導師更像“商人”。這并不讓人意外。很長時間來，“老板”“BOSS”已經是導師的流行稱謂，戲謔背后，隱藏著師生關系的異化。前些年，導師招研究生必須要交“助研經費”的做法，曾在人文社科領域引發(fā)強烈抵制；而在理工科領域，接受卻平靜得多。組建團隊通過高強度的研究爭取高端科研突破的，固然是主流；但金錢關系一旦存在，部分師生之間關系變異為“老板/打工者”便在情理之中。如今這起“研究生死于導師工廠”事件，以偶發(fā)事故的方式將此病象再度揭示了出來。

因此，問題的關鍵，并不在于導師是否過多地承擔了企業(yè)課題，或導師是否變成了老板，真正的問題是，導師所研究的課題是否確有學術價值，及導師為學生布置的工作，能否觸及這個課題的核心部分。如果兩者的答案都是肯定的，則學生即使是“給老板打工”，也會在“打工”過程中領會導師的科研思路和方法，開拓自己的學術視野，為進一步的學術研究打好基礎。反之，只要有一個答案是否定的，則學生就真成了打工仔，差別只是工資遠遠低于其他打工者而已。

這次事件后，當事學校稱，相關導師違背了學校的“明確規(guī)定”。當然，規(guī)定肯定是有的。但規(guī)定不是免責聲明，如果秉持法治精神，應當追究的，不是規(guī)定有無，而是是否被嚴格執(zhí)行。一個副教授疏于學術，長期參股工廠，并低薪雇傭學生，學?；蛘邔W院對此會毫不知情？難道其中沒有默許乃至縱容？

在歐美大學，學校多鼓勵教授創(chuàng)新、發(fā)明，但對教師在公司兼職和開辦公司有明確規(guī)定：教師可在利用自己的知識產權創(chuàng)辦的公司擔任顧問兩年，但之后必須做出選擇，要么回校當教師，要么去企業(yè)；導師也要對所帶研究生進行求學經費資助。但導師不能超越職權范圍布置學生做與攻讀學位無關的事，導師如果布置不相關的任務，將不屬于導師職權范圍，學生是否愿意做，要聽學生意見，導師要按勞動法規(guī)定給學生合法的報酬。

但我國卻很少有高校對此加以明晰。說到底，目前高校對教師的考核，還是資源導向，導師能拿到多少課題、項目、經費是重要的考核指標，除此之外，學校對教師的其他表現則睜只眼閉只眼，包括是否在校外兼職辦公司，是否“更像一個商人，不太關注學生的利益”。

在此情況下，要理清導師布置給學生的任務哪些是導師職權范圍內的，哪些是越權的，也很困難。而我國當下沒有規(guī)范的教師倫理委員會，學生很難針對導師超出職權的行為提起申訴，再由教師倫理委員會對其履行導師職權的情況進行調查，并對違背導師倫理的行為進行處罰。這也導致學生在導師面前的弱勢地位被加固。在有的高校，還出現學生因忍受不了導師“盤剝”提出更換導師，其訴求卻被忽略，涉事學生還被認為處理不好跟導師關系、學業(yè)學位受影響的情況。

對老師的縱容，也意味著對學生權利的忽視。也許，有人潛意識認為，多年的媳婦熬成婆，或者正像舊社會學徒，誰不受點苦啊。但正是這種糊涂的寬容與遷就，一點點腐蝕了民眾對于自身權利的信心，混淆了是與非的邊界。

至于如何在制度上保證前述兩個問題都能得到肯定的答案，則只能寄希望于學校對科研課題及實驗程序的嚴格把關。達不到相應學術水平的課題，雖然能給導師和學校帶來經濟收益，對于參與其中的學生而言卻是誤人子弟，因此應予堅決否定。同時，學校應該認真傾聽學生的意見和建議，對于導師把學生當做廉價勞動力，指派其從事與學業(yè)研究無關的事務性勞動，學校應該及時介入、糾正，這既是對學生前途負責，也是對學校的學術水平和學術聲譽負責。

而扭曲的導師學生關系，顯然影響了我國研究生培養(yǎng)質量。而今，一起“研究生死于導師工廠”的悲劇，也是種敦促：必須盡早調整由學校行政部門制訂教師考核標準、實施教師考核的方式，對教師進行同行評價，從關注教師獲得多少資源到關注其真實教育貢獻；同時，還要建立對教師職權的監(jiān)督機制，在學校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中成立獨立的教師倫理委員會，讓導師的行為得到更嚴密監(jiān)督體系的約束，也讓師生關系趨于正常。

責任編輯:胡玲玲